处处反常，又处处合理

在1725年那一年，按照清朝的年号来算，正是雍正皇帝在位的第三年。

在浙江，有位名叫王钧的官员给雍正皇帝呈上了一份报告，表示他乐意拿出四万两白银，来帮忙修建美丽的西湖。

道台是掌管地方事务的官员，王钧担任的是浙江道台，意味着他负责浙江地区的行政事务。这个职位在地方上相当显赫，它比知府的级别要高，但比起巡抚和总督来又稍逊一筹。总而言之，王钧在浙江的官场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西湖因年久失修亟需整顿，但地方财政紧张，暂时无法承担费用。这时，王钧挺身而出，慷慨解囊，一下子就拿出了四万两白银，这无疑是个大好事。

得明白，在明朝，特别是明末时期，大臣们要是主动给朝廷捐钱，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儿。

崇祯十六年结束后的第一年，也就是公元1644年三月，李自成的部队渐渐靠近京城，崇祯皇帝心急如焚，他很想集结军队来对抗李自成。但关键在于，崇祯手头拮据。想让士兵们为你拼命，光靠喊几句响亮的口号哪儿够啊，还得想办法筹集军饷。钱的问题先放一边，至少得保证士兵们有饭吃吧？可粮食也得花钱买啊。

简单说，就是一句话，没有钱可真是不行。

崇祯皇帝手头拮据，无奈之下，只得广泛地向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员们寻求资金支持。

崇祯皇帝的岳父嘉定侯周奎，慷慨解囊，捐出了一万两白银。

东厂主管王之心，慷慨解囊，捐赠了一万两白银。

就这样，他已经算是捐得挺多的了。内阁首辅魏藻德，平时花钱大手大脚，可一说到要捐钱，他就开始装穷，最后竟然只捐了一百两银子。

剩下的大臣们积极性也不高，一个个都吝啬得很，不肯多出钱，只随便捐个几百两、几千两就打发了。

随后，崇祯皇帝上吊自尽，明朝宣告终结。李自成率军攻入京城后，立即下令逮捕了那些显赫的贵族和大臣，对他们施以严酷的刑罚逼问财产，最终从这些人家中搜出了足足一百二十万两白银。

这些人虽然拥有巨额财富，但却选择眼睁睁看着明朝走向覆灭，也不肯大方伸出援手。

跟明末那些大臣比起来，王钧的表现简直是出类拔萃。皇帝还没开口呢，你就自己掏钱捐了，雍正皇帝能不给你发个奖，好好夸夸你吗？

但令人诧异的是，雍正浏览完王钧的奏章后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怒气冲冲地回复说：让王钧出钱捐！朕早就想整治他了，这些年来，他在地方为官的名声实在糟糕，这次捐款，就权当他花钱买平安吧！

王钧这人吧，原本挺风光的，心想自己慷慨解囊捐了四万两银子，这可是大力支持朝廷和皇帝的大好事啊，怎么着也得捞个表扬吧，说不定皇帝一乐呵，还能让自己官升三级呢，这可不是梦。但谁料到，银子捐了，风头也出了，换来的却是皇帝的一顿严厉斥责。从皇帝的言语中不难听出来，他对王钧的工作极为不满，而且对他的不满已经积压已久了，大有马上就要对王钧动手整治的趋势。

皇恩浩荡却难以捉摸，王钧左思右想，自己这些年来在浙江一直是本本分分，廉洁奉公，不曾贪赃枉法，也不欺压百姓，当地人对他的评价也相当不错呀，他实在弄不明白，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，竟惹得皇上如此震怒？

王钧心里直犯嘀咕，但他还是琢磨透了皇上的心思。既然皇上觉得捐四万两是花钱买平安，那自己何不干脆再添六万两，凑个整整十万两呢？这样一来，态度总算是够诚恳了吧？我如此大出血，皇上应该能不那么生气了吧？

递交了第二份请求捐赠的奏章后，没过多久，雍正的回复便下来了，但这回的回复，让王钧心里五味杂陈，有些无奈又好笑。

这封指示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：

真是荒唐，我犯了个大错误，竟然把大臣的名字搞错了。你应该是王钧吧，我听说你为官清廉，名声很好，结果我却把你当成马钟华了。

这是我的失误，真是让人羞愧难当啊。

讲来讲去，其实皇帝骂的根本不是他自己，而是错把自个儿当成了另一位大臣。

这简直就是无缘无故地在给马钟华背黑锅。

王钧经历了一场虚惊，而雍正对此感到一丝歉意，随即下令让王钧的上司、浙江巡抚傅敏，亲自前往王钧家中，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向他解释清楚。这样做是为了让王钧彻底安心，不再惶恐不安，并且让王钧将之前捐赠的十万两银子悉数收回。

王钧哪敢接受退回啊，最终在雍正的一再坚持下，他决定不再进行第二次捐款，只拿回了后面捐的六万两银子，而原先已经捐出的四万两则维持不变。

望着手中那六万两沉甸甸的银子，王均心中不禁感慨万分，自家这位上司对待下属的手段，可真是严苛至极啊。

雍正皇帝刚上位那会儿，直隶的吴桥县有个当知县的，名叫常三乐。

常三乐这个名字真没白起，他个性上极为容易满足，自从当上知县，日常就是享用美食、品茶尝点心，逗鸟看鱼斗蛐蛐。虽说他人品还算不错，不贪污不受贿，不欺负老百姓，也不仗势欺人，更不会滥用职权胡作非为，但他有个大问题，那就是他啥正事也不干，这人一点政绩都没有。

他对衙门里的那些杂事完全不闻不问，牢房中的案件也是一件都不过目。百姓们若是有啥意见想找他说，他根本就当耳边风，一年到头，常三乐坐在大堂上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以至于吴桥的百姓们大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官究竟长啥样。

说到底，常三乐这人就是胆小怕事，碰到点事儿他心里就打鼓。要是想推行什么政策，他担心领导不点头；要是想审案抓人，他怕惹恼了地方上的大老爷；要是想修桥补路，他又愁府衙里银子不够花。总之，他是这儿也怕，那儿也怕，前怕狼后怕虎，犹犹豫豫，做了两年的县令，愣是没干出一件能让大家竖大拇指的事儿。

还好，他是个为人正直的官员，并且极其清廉，一丝一毫的银子都不会贪污。

那时候，直隶地区的巡抚名叫李维均。

李维均在直隶地区巡视了一圈后，注意到了名叫常三乐的下级官吏。他发现这位官员不务正业，毫无政绩可言，觉得此人实在太过敷衍塞责。因此，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请求，希望能罢免常三乐的官职。

负责在朝廷中安排人员调动的是吏部。

李维均递交给吏部的申请，没过多久就被吏部的官员拒绝了。吏部给出的说法是，常三乐担任县令多年，既无过错也无劣迹，官声虽然不算出众，但也绝对过得去。人家毕竟没犯啥错，怎能说撤就撤呢？

吏部对李维均的看法持反对态度，这让李维均十分不满，他一气之下，直接将此事上报给了雍正皇帝。这次，他算是找对了靠山，雍正皇帝听后，没有半点犹豫，立即下令罢免了常三乐的官职。

雍正将常三乐的职位撤销，这完全在大家的预想之内。

在罢免常三乐官职之前，雍正其实已经对名叫王锡圿的一位县令进行了严厉惩处。

王锡圿这个人，担任的是山东曹县的知县。

王锡圿当官的风格，跟常三乐有得一拼，俩人都是那种不太爱干活的官员。要说常三乐吧，已经算是够懒的了，但他好歹隔段时间还会动动手，处理点公务，不至于彻底摆烂。可王锡圿就更绝了，他刚到曹县做县令那会儿，衙门里积压了二十多起案子。结果他在这干了一年多，那二十多起案子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，他一个都没动，一个都没解决。这一年多他到底干啥去了，谁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是一点成绩也没做出来。

不知怎的，这件事竟传到了雍正皇帝的耳朵里。皇帝一听王锡圿如此敷衍政事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他不仅当场革去了王锡圿的官职，还下令将他投入大牢。王锡圿因此在大牢里足足待了五年，算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这样一来，雍正将常三乐免职也是合情合理的，毕竟在皇上心目中，身为官吏，贪污腐败该当严惩，为非作歹也得问斩，而那些懒散无为、混天度日的行为，别以为就能安然无恙，你如果不履行职责，同样也是一种罪过。

显然，雍正帝对臣僚的严厉要求果然名符其实，在他麾下，别说妄想做贪官了，就连想着混日子、不作为，也照样逃不掉被整治的命运。

没错，雍正还是那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大清皇帝，提及他，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，往往是那份冷酷无情。

皇帝对待臣子严厉无比，从不心慈手软，做起决定来雷厉风行，这让朝臣们个个感到性命难保，每天都提心吊胆。

在九子夺嫡的激烈争斗里，年羹尧曾助他一臂之力，牵制住了十四阿哥，但最终却连连遭贬，直至获罪被杀。而为雍正的夺嫡大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隆科多，下场更为凄惨，遭到了终身监禁。

就连雍正的亲兄弟姐妹，身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，也同样遭受了皇帝无情的对待。

说起雍正，很多人觉得他就像个冷酷无情的权力操控者，就连某些历史电视剧也常常把他塑造成这样的形象，好比唐国强老师演绎的雍正，就莫名地给人一种阴险、狡猾的印象。

但事实上，雍正皇帝并不是那样的。

这位皇帝确实严厉，但绝非不近人情。当你看到他严惩官员时，可能会觉得他苛刻，不过他也拥有真挚的友情，和朝臣关系融洽，比如和张廷玉之间。皇帝确实挺冷酷，但他对官僚阶层的严酷，可能并非仅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他其实也在努力为老百姓争取生活权利，保护他们不受贪腐官员的欺压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冷酷，但并不冷漠。

赫尔曼·黑塞曾提及，很多时候，人们会被假象所迷惑，从而认定时间是真实存在的。

身为一位古人，又恰逢时代的大潮与变革之中，雍正所经历的都是真切的现实，而非编造的故事，这正是他实实在在的生存法则。

“我便是这般性情的人！”